田涛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界的国际法观念》（《近代史研究》二○○○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下半期国际法的输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晚清知识分子以开放的心态肯定了国际法的现实意义，以传统文化中的天道思想阐释西方国际法所浸透的自然法观念，强调和尊崇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并在国际法的启发下，产生了最初的国家权利观念与主权意识。但在十九世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残酷的民族生存现实使知识界长期为国际法是否可恃所困扰，其国际法观念始终处于矛盾状态，妨碍了他们对国际法作出最终的肯定性评价。
房德邻在《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二○○○年第二期）一文中借助于近年发现的一批重要史料，特别是档案资料，进一步揭露戊戌政变之真相。戊戌政变之前，光绪帝开懋勤殿并召见袁世凯，表明他既想用维新人士掌握变法大权，又想亲自控制军队。慈禧太后立即做出反应，从八月初三日起军机处拟定的所有谕旨都须经过她的同意才能下发，剥夺了光绪皇帝处理政事的权力，标志着政变实际上已经开始。初四日御史杨崇伊上密折请太后训政，使慈禧具备了训政的舆论根据。她于初六日正式训政，并开始拿办维新领袖康有为，结束了百日维新。初七日，杨崇伊从天津带回荣禄得自袁世凯处的密报，慈禧得知维新派有锢后杀禄之计划，于初八日捉拿戊戌六君子，十三日将他们杀害，十四日公布维新派“罪状”，其过程非常迅速，使得真相很难为外间所了解。
张勇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中共党史研究》二○○○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由被动现代化转为主动现代化时期的指导理论。要科学地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其他现代化思潮一起加以分析和考察。在吸收和批判其他现代化思潮的基础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当然，由于受到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理论又不能不具有当时中国现代化思潮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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